目的：探究大学生童年期创伤经历、述情障碍和人际困扰之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方便取样,选用童年期创伤经历量表（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28 Short Form）、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he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20）和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对466名大学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采用SPSS 26.0软件和AMOS 24.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大学生童年期创伤经历、述情障碍及人际困扰在性别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在童年期创伤经历（p<0.001）和述情障碍上的得分（p=0.023）高于独生子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家庭不和睦的个体在童年期创伤经历（p<0.001）、述情障碍（p=0.021）和人际困扰上（p=0.001）的得分高于家庭和睦的个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童年期创伤经历与述情障碍呈正相关（r=0.254,p<0.001）,童年期创伤经历与人际困扰呈正相关（r=0.268,p<0.001）,述情障碍与人际困扰呈正相关（r=0.461,p<0.001）。述情障碍在童年期创伤经历和大学生人际困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为0.212,占总效应值的43.62%。
结论：早期的创伤经历可能会导致个体出现述情障碍,从而增加其未来出现人际困扰的可能性。

目的：了解首次参加在线巴林特小组者对在线工作方式的意见和体验,为改善和推广在线巴林特小组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自行设计参加巴林特小组工作前和工作后调查问卷,于小组工作前后分别通过微信平台发给参与者,由其自愿完成线上匿名调查。收集有效问卷101份。
结果：本研究纳入在线巴林特小组参与者101名,女性成员88名（87.1%）,上海地区81名（80.2%）。参与者均对巴林特小组工作有一定了解。29名参与者进组工作,72名参与者在组外观摩。在对小组工作的5项体验和小组进程8个指标的评价等方面,进组成员与观摩人员间差异皆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线小组工作后,参与者最担心的三项分别是参与过程中容易被周围的事物打扰;网络环境不安全,有人录音和录像;情绪和非语言的表达受限。
结论：作为传统巴林特小组工作形式的有益补充,疫情期间在线巴林特小组工作可以作为线下面对面小组工作的扩展,得到了参与者的认可,今后也可以成为值得推广的长期工作形式。在线巴林特小组工作中需特别强调保密协议和安全设置。

目的：探索在新冠疫情居家期间低年级儿童抑郁症状与网络游戏障碍症状的关联模式,为从相关抑郁症状着手干预网络游戏障碍提供靶点。
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式于2022年4月在保定市某小学低年级学生中入组667名,通过问卷星平台使用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CDI）和网络游戏障碍量表（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Scale,IGDS）评估其相应的症状。使用SPSS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Mann-Whitney U检验,使用R软件进行网络模型构建、边权值评价和桥中心性分析。
结果：在低年级小学生群体中,CDI总分的平均值为6.7（4.3）,IGDS总分的平均值为13.6（6.1）,男生抑郁与网络游戏障碍总得分均显著高于女生。CDI不同因子分与IGDS条目得分均存在正相关,但关联模式不同;网络边权值的评估是准确的;桥预期影响的稳定性良好（相关稳定性系数=0.517）,其中快感缺失因子桥预期影响最高（桥预期影响值=0.240）。
结论：抑郁的快感缺失因子与网络成瘾症状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当从抑郁症状的不同因子着手对网络成瘾症状进行干预时,以快感缺失抑郁因子为靶点可能对网络成瘾症状发挥更加广泛而有效的作用。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大学生情绪调节困难与睡眠问题的关系,以及焦虑在其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于2020年2月1日至7日,通过网络发放问卷,共调查1 109位大学生。调查量表包括情绪调节困难量表、焦虑自评量表、DSM-5水平2睡眠问题自评量表。使用SPSS对横断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和中介模型检验。
结果：（1）情绪调节困难与大学生的睡眠困难呈正相关（β=0.457,p<0.001）;（2）焦虑在情绪调节困难和睡眠困难之间起到完全中介（β_indirect=0.404,p<0.001;β_direct=0.053,p=0.130）。
结论：疫情期间情绪调节困难、焦虑与大学生睡眠问题两两正相关,同时焦虑在情绪调节困难与睡眠问题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目的：调查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大众在春节期间的情绪状态,分析其影响大众焦虑抑郁因素。
方法：分别于2021年2月及2022年2月的春节期间,通过“问卷网”平台收集调查问卷,使用7项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7-item,GAD-7）、9项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9-item,PHQ-9）评估大众的焦虑抑郁情绪。
结果：本研究中,焦虑人群（GAD-7≥10）占比分别为14.1%（2021年）及10.6%（2022年）,抑郁人群（PHQ-9≥10）占比分别为16.3%（2021年）及14.8%（2022年）。经济收入是大众焦虑抑郁情绪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2021及2022年春节期间,我国大众焦虑抑郁者的比例处于较高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大众情绪健康。

人类的积极情绪大多是因得到奖励或达成目标而产生的,而爱却是在关心他者的过程中体验到的。“爱”这一奇妙的情绪是如何产生的?在人类进化史上有怎样的意义?在当今社会又是如何与我们的生命意义感相关联的?文章基于大脑进化的视角,论述了“三位一体”的大脑是如何运营情感的：恐惧作为古老的基本情绪,起源于爬行动物脑,并伴随着大脑的进化而催生了爱;大脑边缘系统为爱提供了神经基础,使得个体能够感受他者的内在状态并回应,产生边缘系统的共振效应;新皮质则是从抽象的角度进一步诠释爱。这一运营方式及爱在其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当前困扰大学生群体的“空心病”。“空心病”的核心是意义感缺失。新皮质会对意义进行解释,而当边缘系统缺乏爱的体验,新皮质的解释就可能会失灵,从而带来空洞的体验。从爬行动物脑、边缘系统和新皮质在爱中各自扮演的角色来阐述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情感困扰的产生提供新的解释以及相应的干预思路,也给未来研究提供借鉴。

在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治措施中,感染的婴幼儿、儿童与养育者的隔离措施一直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患儿与养育者按照分类收治的原则被分开隔离。这一措施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断病毒的传播,但也需综合考量隔离措施对孩童及养育者在心理、生理上的影响。文章从依恋理论、调查研究、追踪研究及生物实验研究证据几方面阐述和讨论分开隔离可能给孩童及养育者带来的影响。

神经性贪食症（bulimia nervosa,BN）是一种较为常见且难以治愈的精神疾病,常共病其他精神障碍,从而导致病情复杂化,需从多角度进行综合性护理。文章介绍了以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为核心,结合精神科安全护理、用药护理、营养与进食管理和健康教育等综合护理措施,护理1例BN共病双相情感障碍的患者,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

我国高校的生命教育正式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现行高校生命教育仍存在知行不一等实效性不足问题。反思既有的高校生命教育实践,其根本意义在于批判现代教育的工具化、技术化、过度理性化等反生命倾向,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时期更凸显其重要性。借鉴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生命教育,可以发挥前者重视理解性、实践性、体验性和个性化的特征,有利于拓宽课程教育的实践路径,提升高校生命教育的实效性。

施魏策教授是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德高级家庭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的德方教师,他密切参与了跨越30年的中德心理治疗培训与研究合作,为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章介绍了系统家庭治疗自1988年由德国专家介绍到中国后在国内34年的发展概貌,以及以施魏策教授为代表的德国专家在推动心理治疗在中国发展的中德合作历程中留下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