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考察欺凌受害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以及反刍思维和睡眠质量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使用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学生卷（Delawar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Student,DBVS-S）、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反刍思维量表中文版（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Chinese version,RRS-CV）、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对河北省和山东省的三所初级中学1 105名学生进行调查,并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1）欺凌受害、反刍思维、睡眠质量、抑郁四变量均两两显著正相关（p<0.001）。（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3条路径均成立,反刍思维的单独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251;睡眠质量的单独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56;反刍思维→睡眠质量的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88,三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41.55%、9.28%和14.56%。
结论：欺凌受害不仅能直接影响青少年抑郁,还可以通过反刍思维和睡眠质量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青少年抑郁。

目的：探讨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风险的影响因素,构建并验证危机风险预测模型。
方法：以2019年9月至2021年4月入组的浙江大学心理中心初始访谈的1 879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和Lasso回归筛选危机风险的特征变量。采用随机抽样法以7∶3的比例将总样本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并在训练集中基于筛选出的危机风险的特征变量构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并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分别验证该模型的区分度。
结果：本研究具有危机风险的大学生255例（13.4%）。单因素Logistic回归和Lasso回归筛选出6个危机风险的相关变量,再经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人际关系”（p=0.007）、“学院”（p<0.05）、“在校身份”（p≤0.001）、“自杀想法”（p<0.001）、“物质使用”（p=0.005）5个因素为危机风险的独立危险因素。验证分析结果提示该预测模型区分度良好,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834。
结论：本研究构建的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能力,可用于指导高校心理健康工作中对存在危机风险的高风险学生的早期识别和及时干预。

目的：探究父母心理灵活性对儿童问题行为的作用机制,并探讨养育心理灵活性和师幼关系在其中的作用。
方法：采用两轮多时点方法对383名幼儿的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第一轮由幼儿父母填写父母心理灵活性量表和养育心理灵活性量表;第二轮由幼儿的教师填写儿童问题行为量表和师幼关系量表。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采用SPSS的宏程序Process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结果：父母心理灵活性与幼儿的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养育心理灵活性在父母心理灵活性和幼儿问题行为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师幼关系不仅可以调节养育心理灵活性对幼儿问题行为的影响,而且可以调节父母心理灵活性通过养育心理灵活性影响幼儿问题行为的中介机制。
结论：父母心理灵活性不仅能直接影响儿童问题行为,而且可以通过养育心理灵活性间接影响儿童问题行为,而师幼关系在该中介模型后半段中发挥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自杀未遂和未发生自杀行为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述情障碍的差异及其与抑郁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纳入2019—2021年40例自杀未遂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未遂组）,68例未发生自杀行为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非自杀未遂组）,以及23名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健康对照组）。采用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7）、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26-item Toronto Alexthymia Scale,TAS-26）、儿童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nnaire,CTQ）,对三组被试进行评估。
结果：自杀未遂组、非自杀未遂组与健康对照组在TAS-26总分及描述情感的能力、认识和区分情感与躯体感受的能力、外向性思维因子得分中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两组抑郁障碍被试的TAS-26总分及描述情感的能力、认识和区分情感与躯体感受的能力、外向性思维因子得分高于对照组,自杀未遂组的外向性思维得分高于非自杀未遂组。三组之间童年创伤无差异。自杀未遂组TAS-26中外向性思维与CTQ中情感无视分量表得分呈正相关（r=0.361,p=0.028）;非自杀未遂组青少年外向性思维得分与CTQ情感无视分量表得分也呈正相关（r=0.260,p=0.021）。
结论：述情障碍可能会增加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风险,而童年创伤对预测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未遂行为缺乏足够的证据。

伙伴选择是指个体根据他人能否给自己带来获益而选择或拒绝与之建立伙伴关系的行为。当初始关系中存在伙伴选择的可能时,伙伴之间的动态网络关系得以形成。在动态网络中,旧的关系可能脱落,新的关系可能形成,进而促进合作行为的发生和延续。伙伴选择通常是一个双向过程,参与者在评估潜在合作伙伴质量的同时,也会致力于提升自身吸引力,以吸引更多优质潜在伙伴。若这一过程遭遇阻碍,新的合作关系将难以形成。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提升该领域研究的生态效度,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或多种类型的社会困境中,深入考察个体的伙伴选择与合作行为之间的交互影响。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表现为个体直接或间接伤害自己, NSSI与自杀行为密切相关,已成为影响青少年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问题,近年我国青少年的NSSI发生率呈现升高趋势,应引起关注。NSSI是危险且复杂的行为,有方式多样、易成瘾、隐蔽的特征,其发生原因与个体情绪调节、人格因素等心理特征有密切关系。因此,文章对青少年NSSI的心理社会机制、评估、心理干预等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青少年NSSI的研究和治疗提供思路。

情绪失调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之一,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抑郁症的情绪调节策略。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抑郁谱系障碍观点,但对更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的阈下抑郁个体仍缺少关注,对这些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及其神经机制的研究尚不充分。文章基于Gross提出的情绪调节五阶段模型,对阈下抑郁的情绪调节策略和使用相关策略的认知神经机制等进行了介绍,旨在深化对情绪调节策略的理解和应用,并为抑郁症的早期识别、诊断、干预及预防提供依据。

辨证行为治疗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包括个体、团体等多种形式。该文呈现了一名神经性贪食症患者在辩证行为治疗框架下,参与了6个阶段共12次团体技能训练。通过正念、情绪调节、痛苦忍受和人际沟通四大核心技能训练,该患者学会了更好地认识自我、调节情绪、承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痛苦以及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改善了适应不良的行为。治疗结束后,患者在进食相关症状、焦虑和抑郁情绪方面均有明显改善,治疗师和患者均对治疗效果评价较好。研究提示了辩证行为治疗在改善神经性贪食症方面的潜力,并为后续采用该方法治疗其他精神障碍提供了借鉴。

近年来,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已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2013年,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断,非自杀性自伤障碍被收录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然而,回顾中西方历史发现,在不同文化和时代背景下,受到宗教、审美观念、社会风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伤行为曾经大范围发生且被社会大众所熟悉甚至接受。人们对自伤行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病理化的过程,直到二十世纪初,临床医学才开始关注非自杀性自伤。如今,随着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研究的不断深入,针对该行为已经形成了独立的诊断标准和干预方法。本文回顾了历史上的自伤行为现象,总结了学界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认识过程,讨论了其诊断的局限性,旨在为更好地理解、诊断与干预该行为提供新的思考。